2015成果简报

 打造文化共同体与促进“中三角”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鲍升华    陈黎

摘要：总结“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经验，区域文化共同体是区域一体化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文化根基。本文分析了“中三角”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建构文化共同体的必要性、可行性，研究存在于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研究宣传的问题与障碍，提出了“中三角”地区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对策。

关键词：“中三角” 文化共同体  对策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科联思想库课题(HX1226)；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企业文化中心课题(2012Z04)

  自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后，2009年，国家批准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并在国家“十二五”规 划纲要及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大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力度”。为扩大内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湘鄂赣三省也已就合作推进 “长江中游城市群”（简称“中三角”）建设达成共识：打造“中三角”，整合资源和产业链，强化分工合作和一体化，推动“中三角”成为引领和支撑未来中国经 济发展的第四极。这既是三省把握历史机遇的内在要求，也是三省创新发展思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共同使命。根据鄂湘赣三省的构想，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要逐 步实现“五个一体化”，即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文化旅游一体化和生态保护一体化。其中文化一体化是三方合作的思想基础，影响着合作战 略、原则、政策和实施效果。文化共同体是社会共同体得以形成和维系的精神纽带，是凝聚地区共识的精神家园。发展“中三角”,  竞争与合作并存，要追求合作多赢，打造文化共同体势在必行。

 一、打造“中三角”文化共同体的现实需要

  文化共同体是在同一核心价值观念的约束和引导下，社会群体持有共同的文化记忆、大致相同的文化理念、共同的文化精神生活，包含着信仰、价值观、传统、行为 模式及群体心理等要素。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的发展战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转变，从单一经济转向经济、社会、 文化多元协调发展。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融合与统合对形成经济、社会、文化共同体提出了现实要求。

  打造文化共同体，是适应改革发展新形势的迫切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需求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已发生重大变化,当今中国正处于改革转 型的攻坚时期。要改变单打独斗、条块分割、封闭保守的现状，进而形成系统整合、整体联动与开放进取的发展态势，必须依靠思想转变，依靠体制机制创新，并在 此基础上建设思想文化的统一体。这不仅需要法律、制度以及物质利益等有形的理性的调节和规范，同样也需要精神、道德、情感等无形的文化纽带,这是中部发展 打基础，管长远的大计。

  打造文化共同体，是当前区域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越来越成为地区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地区 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中三角”要成为强劲的  “经济增长极”，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不能仅仅比拼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硬资源”，要注重培育和利用投资环境、改革创新、人口素质、文化等“软资 源”， 打造“软环境”，提升  “软实力”，吸引硬资源。作为软实力综合体现的文化共同体，利于推动更为广泛的地区合作，对外发挥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也利用争取更多更大的国家支持， 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最大限度地吸引生产要素和资源流动集聚，最大限度地提升资源转化和要素配置的效率。中部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发 展，区域分工协作的深化，都需要以文化共同体统一思想步调，营造发展气场，在区域协同发展中赢得协同优势、创新优势，实现弯道超越。

  打造文化共同体，是完成改革发展新任务的迫切需要。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要素禀赋和政策机遇较为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其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大体相同，有着众多的共同利益诉求。如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好耕地、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长江“黄金水道”综合整 治、港口开发、湖泊和湿地保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在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方面，如何加强信息沟通和分工合作，打造统一的投资信息发布平台，避免恶 性竞争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此外，在基础设施、统一市场、旅游开发、科技教育等方面，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因此，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整合三大城 市群的资源，统筹谋划、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合理分工，构建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这是湘鄂赣三省的共同利益诉求。这些新任务需要三省统一思想、协 同领导、统筹力量，奋力开创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新格局。

 二、打造“中三角”文化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一）文化共同体的基础条件

  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处长江中游地区，沿长江两岸连绵相结，在地理位置上，湘鄂赣三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相互毗邻，交通便利，铁路、公路和水路 相互连接形成一个立体网络。沿线城市间的时空距离短，有利于中部城市群的文化融合对接。历史上人口流动比较频繁，人缘相亲增加了彼此认同，这些都奠定了长 江中游地区人缘相亲的自然和历史基础。长江中游地区山水相连，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的楚文化、湖湘文化、赣文化交相辉映。三地文化内在质素、外部联 系上，渊源相通、一脉相承，互相渗透，共同发展，其文化相似性与关联性是文化共同体发展的基础。

  1.兼收并蓄。荆楚文化和湖湘文化是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融会贯通的交汇点，具有开放的思想内涵、海纳百川的会通精神。湖北人性格自由圆融，豁达开放，乐于 学习外来文化。荆楚文化蕴藏着时采众家的开放和兼容的精神，湖湘文化融汇楚文化、中原儒家文化与本土文化，“六经为我开生面”，汇通百家，熔铸古今，荟萃 中西。

  2.首创精神。江西人开宗立派，有独创精神。理学、禅宗杨歧宗的摇篮在江西，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改革精神影响历代的仁人志士。湖湘文化 中，王夫之主张“天地之变化日新”，魏源继承其变革精神，主张“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并成为孕育近代维新、民主变革思潮的源泉之一。

 3.尚德重义。荆楚文化素有“义以为上”的价值取向和“内圣外王”的价值目标。屈原  “伏清自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都显示出屈原“大义”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圣人”人格价值理想。赣人素有“文 节俱高”的美德，能“养浩然之气”,“临大节而不可夺”、“留取丹心照汗青”,树立起不朽的英雄风范；湖湘文化有“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的高尚情 怀,  率先进行洋务活动的曾国藩，和抬棺平乱的左宗棠，皆尚“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五四运动后，湖湘革命志士“尽掷头颅不足痛”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洪流。

  4.自强不息。楚人积极的处世态度和优良文化传统激发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自强精神，世代发扬。近代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局势下，从洋务运动的启蒙到新 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荆楚人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积极变革，敢为人先，充分发扬了自强进取的精神。湖南古代处于荒蛮之地，条件艰苦，民众刻 苦耐劳。在近代，湖南一直处于社会变革和政治风暴的中心。特殊人文地理条件造就了湖南民众霸蛮倔强的性格和湖南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5.崇文传统。三省均重视教化，读书学习竞争意识浓厚，文化底蕴尤为深厚。湖湘文化中内含炎帝、舜帝的精神遗产，上接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传统。湖湘学派 胡安国、胡宏父子、朱熹等讲传，湖南一跃成为“理学之邦”。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同样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展现着湖湘文化的光彩与魅力。江西是理 学、书院文化、禅文化、道教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与传播地。历代文人墨客群星璀璨，如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晏殊、黄庭坚、杨万里、文天祥等，他们创作的文 化精品影响深远。诸多先贤大作对中华民族思维和性格的形成产生了积极作用。

  6.红色文化。三省都是红色革命的摇篮。八一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文化的源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孕育了井冈山革命精神的生长;中央苏区, 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也是革命文化的诞生地。湖南诞生了毛泽东、彭德怀、罗亦农、黄公略、陈赓、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丰功伟绩和精神感召是红色 文化巨大影响力之源。湖北是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先后诞生了两位国家主席、200多位将军。三省红色文化资 源极为丰富，如锁链般相互挽结，深深浸润着三地人文精神，守卫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精魂。

 湘鄂赣三省人文地理同宗同源，思想文化具有若干共性:  心忧天下、忠诚正义的爱国情怀；追求真理、追求民主、敢为人先、敢于创新的革命意识；认真执着，百折不挠、坚强勇敢、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集体主义，兼收 并蓄的心理特征等，这些共性铸成了“中三角””特有的文化内涵, 是中部实现崛起的宝贵财富。

（二）文化共同体的现实障碍

 目前构建“中三角”文化共同体还存在着一些现实障碍，它们是制约“中三角”文化共同体发展的要害问题，必须下气力抓紧解决。

 1.思想观念。思想观念滞后是“中三角”一体化的主要制约因素。  “重官轻商”、“小富即安”、讲关系、重人情、轻制度、轻规则等现象仍在一些地区流行；缺乏鼓励创造和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缺乏企业家精神，社会整体信任 水平不高；一些基层组织缺乏开拓精神和服务意识，参与地区合作的积极主动性不强。

  2.体制机制。从三省省情来看，由于政治改革尚未到位以及现行财政体制、政绩考核制度等的制约，不同行政区政府间的利益冲突仍较为突出。地方保护主义与本 位主义盛行，形形色色的市场壁垒、无序竞争、“块块封锁”等现象大量存在，区域经济合作短期化和碎片化。行政体制分割，错综复杂的行政屏障和利益冲突，使 得三省整体利益协调受到较大制约。

 3.研究不足。针对“中三角”文化基础性、前瞻性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对“中三角”文化认同与文化融合的研究还比较欠缺，针对“中三角”跨越发展所需要的文化创新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凝练。各种研究力量如社科联、大专院校、政府政研室、学会协会等机构还缺乏有效的整合协作。

 4.宣传不够。舆论引导能力亟待提高，文化共同体相关报道见诸报端多为党报，其受众多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影响面较为狭窄；宣传“中三角”的网站曝光率低，社会公众媒体利用不足，社会民众对“中三角”知晓度不高，意识淡薄，缺乏社会认同氛围。

 三、打造“中三角”文化共同体的思考建议 

  文化共同体建设，是凝心聚力的基础工程，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揽，准确理解和把握“中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规律，突出前瞻性、导向 性、实践性。努力构建体现时代特征、富有特色的文化体系，为“中三角”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文化支撑。

（一）把握文化精髓，着力解放思想

  要挖掘地区特色文化、优势文化。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血脉，蕴含着珍贵的思想资源，要弘扬和传承精神传统，从优良传统中焕发斗志、激发力量，提升自豪感和 凝聚力。一是要加强区域文化研究，充分挖掘区域文化内涵，准确提炼区域精神，强化核心价值的社会认知。要利用好区域内院校及科研院所的研究力量，推动区域 文化研究向深层次发展。二是通过实施若干重大基础性文化资源开发项目,促进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培育和弘扬一大批知名文化品牌，运用市场手段和技术手段弘 扬特色文化,增强地区文化软实力的特色和影响力。

  进一步解放思想。思想的大解放是促成中部文化共同体的先决条件和有机组成部分。一是要坚决破除“官本位”意识，树立“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的理念，打造 重商亲商悦商的人文环境；二是要坚决破除封闭意识和保守思想，营造开放包容、互利合作的良好氛围；三是要坚决破除求稳守成意识，牢固树立开拓进取的创新理 念，鼓励敢于担当、敢于担难、敢于担险。在尊重历史，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引领时代潮流、彰显时代特色、绽放时代光彩。

（二）创新体制机制，转变政府职能

  形成区域联动的体制条件。建立地区相互间的多层次、宽领域联合开发机制,实现资源优势共建和共享。建立城市间透明、便利、规范的发展机制,形成统一、平 等、有序的合作环境。一是要突破行政区划界限，解决行政区划背后的行政壁垒、压力指标和地方保护主义，要求各级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面向共同任务、共 同责任和共同利益，建立合作共赢的思想观念，建构跨行政区域的组织与行动方式。二是积极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改革文化产业投资机制，打破单一的所有制格局， 调动社会办文化的积极性，积极有序地发展集体的、民间的、个体的文化企业，加快文化发展步伐。三是要创新沟通协调机制。建立多层次的省会城市、地市之间的 协调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地展开双边或多边交流与协商。四是加强城市文化建设、城市文化管理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借鉴和吸纳先进的组织文化、政策制度和技术 服务理念,拓宽城市区间文化合作领域。五是建立城市间文化人才培养、培训和就业协调机制,促进文化人才有序流动。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一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的转变。从行政管理转向法制管理，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要压缩文化投资与经营 项目的审批范围，推进项目登记备案管理。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减少审批环节，推进备案登记，提升文化企业经营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二是从全能型向服务型转 变，着重宏观调控，加强文化协调监督。由“办文化”转向“管文化”。三是要积极推进文化单位的改革。通过组建文化资产经营公司、行业协会，实现间接管理。 通过对现有的文化单位和文化产品的明确划分，实行分类管理。

（三）搭建文化平台，形成支撑体系

  构筑政策平台。一是通过协商对话，形成共同研究文化政策、共同制订文化政策、共同执行文化政策的机制，既承认区域内各地区文化的差异性，又着眼于区域文化 整体协调发展。二是区域各城市要正确定位，实行错位发展，注重特色，相互补充。通过整合区域内文化资源，汇集区域内文化元素，凝聚文化发展合力。

  构筑市场平台。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作用，促进统一、开放和规范的文化市场形成，激发文化市场的活力。一是要推动建立统一的资本、知识产权、人才、信 息、技术等文化生产要素市场，着力培育开放、有序、政策共享的文化市场体系。为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支持平台。二是要形成跨地 区、跨产业、跨所有制联合发展的新格局。制定区域内文化产业市场一体化的管理政策，打破地域、行业及所有制界限，鼓励文化投资的社会化、多元化。三是要发 挥市场引导与调节作用，使文化资源和文化元素得到全面而合理的开发。促进区域间文化产品的相互交流和展示，联合举办各类专题文化、节庆文化活动，联合接纳 国外高水平演出，扩大文化市场。

  构筑信息平台。畅通区域文化共同发展的信息通道。一是要建立区域一体化的个人与文化企业征信平台，组建政务公开系统，促进文化信息的收集、整理、传送，使 其处于公开而有序、自由而流动的状态。二是加强信息交流网络建设，建立信息交流协作机制。利用公开、透明、完整的信息平台进行实时传播、异地交流，实现文 化信息资源的共建同享。

  构筑产业平台。一是构筑起区域内文化产业和优势企业的承接平台，重点加强电视传媒、出版、报业、文艺演出等领域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协作配套的产业布 局，提高整个区域的文化产业水平。二是加强区域内文化基础设施的联合建设，促进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发展。三是吸引社会资本到文化产业领域，形 成政府与社会、内资与外资相结合的多元化投融资平台。

（四）立足整体构建，实现合力推进

  配合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战略，制定科学长远的跨区域文化发展规划。一是以中心城市或中心区域为龙头，提高城市化中的文化含量，强化中心城市区域的辐 射功能，塑造中心城市区域文化形象，提高中小城市区域文化品位，改善社区、乡镇文化环境，带动文化区域协调发展。二是加强区域文化资源的整合，避免单打独 斗和重复建设，要错位发展，合理布局，特色见长，相互补充。三是遵循系统与战略原则。同步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目标、方案,  统一配合,协调一致，使之成为一个发展整体。

  形成各种力量、各类资源推动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一是政府积极引导。如资助地区文化研究、推动文化交流论坛及跨区文娱交流活动、确定有中部特色的节庆活动 等。二是社会大力支持。发挥企业家联合会、工商联、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推动作用，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注重发挥企业文化的示范引领作用，影响和 提升公众文化。三是注重发动群众，丰富文化底蕴，夯实文化基础。四是注重发挥研究机构的智囊作用，为文化建设提供技术指导、智力支持；创造新思想,  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五是要构建综合型的文化传播体系,扩大“中三角”文化在全国和世界的传播范围，为地方人文精神营造浓郁的氛围,扩大文化影响力。在全 社会形成共同关注、共同参与、共同推进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浓厚氛围。

参考文献

 [1]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2] 张旭鹏.论欧洲一体化的文化认同建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1):89-93.

 [3] 罗运环.论荆楚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特点[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2）:194-197 [4] 朱定秀.文化认同视角下的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基础与阻力[J]. 巢湖学院学报,2012(14):3-8

 [5] 苏文菁.区域发展与区域文化研究—以闽文化为例[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4(2):22-26.

 [6] 秦尊文,张静.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论坛综述[J]. 江汉论坛,2012,04:141-144.

 [7] 丁宏.长三角一体化中的文化协调发展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 2007(9):26-30.

 [8]刘杏玲,吴满意. 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文化认同研究综述[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10):68-71.

 [9] 陈安国，柴哲涛.重建区域文化认同，促进城市区域经济合作[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33):73-76.

 [10] 张大文. 关于打造中国中部鄂湘赣省会金三角经济圈的可行性研究[J]. 中国商界(下半月),2010,05:158-161.

 [11] 周先旺. 务实促进赣湘鄂“中三角”商务开放与共赢[J]. 政策,2012,04:53-55.

作者简介：鲍升华，女，1956年生，湖北郧县人，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湖北企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湖北武汉，430205；陈黎，男，1973年生，湖北武汉人，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教师，湖北武汉，430205。

 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研究＊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rural residents' culture consumption

向 明  （湖北经济学院  武汉  430205）

摘要   本文运用AIDS和扩展的AIDS模型，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地区的2005-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了收 入等因素对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探索提高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需求的途径。研究认为通过“文化下乡”政策，改善和提升农村自然和人文环境，提高农村文 化设施建设水平，可以拉动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需求。

关键词  农村居民  文化消费  需求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anel data which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we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by using AIDS and extended AIDS model,  explore ways to improve rural residents' culture consumption deman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cultural to countryside policy can improve and  promote rural natur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mprove the level of the  rural cultural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and pull the rural residents'  culture consumption demand eventually.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s ,Cultural consumption , Demand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生活的快节奏变化，农村居民对自身素质与自我娱乐也有了关注程度上的变化，因此文化消费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历经了很大的变化， 不同于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单一的变化趋势（本文中研究的“文化消费”是根据统计部门八大消费的分类，专指“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 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在1980-2012年30年间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变化历程：1983年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降到最低点，仅为2.3%；此 后，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与农村居民文化意识的提高，该比例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缓慢上升，至2003年达到最高点12.13%；由于国家对教育特别是9年义务 教育投入的加大，以及现今娱乐方式的转变（健康、运动的娱乐方式兴起）等多种原因的影响，2003年之后，我国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占比呈现下降趋势，至 2012年，该比例已降至7.2%，且该阶段的下降速度高于前阶段的上升速度。而与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对比来看，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上升速度十分缓 和，未见扩大趋势，到2012年，人均文化消费支出仅为416.6元，而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上升速度较快，幅度较大，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差距日渐扩大，到 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已达1912.76元，是农村居民此项消费支出的4.7倍。城乡文教娱乐环境的差别，使得城乡居民在文化消费上差别较 大，而这种日益扩大的支出差别反过来会更加拉大我国城乡间的差距。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占比之间如此规整的差异表明了城乡文化产业发展程度的差异，提高农 村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农村地区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因此，对我国农村文化消费的现状进行调查，了解农村文化消费结构的变迁和影响因素，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有利于中央制定促进农村文教产业发展的政策， 从而扩大内需，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提高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促进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夯实基础。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假设

  近年来，文化消费方面的研究已成为热点，但较少有学者关注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由于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城市居民的农村消费问题，所以农村居民 文化消费方面的研究更少。Dardis和Derrick（1981）利用来自BLSCES（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1972年至1973年家庭用于娱乐消费支出的数据研究发现收入对此起决定性作用；娱乐支出与收入和教育成正相关，而与家庭领导成员的年龄 成负相关；另外，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地区居民在娱乐方面的支出更多。Aitken和King（2008）研究了2003年至2004年澳大利亚一个具有代 表性的私人住宅消费截面数据发现澳大利亚有独生子的家庭平均每周分别在现场娱乐和屏幕娱乐方面花费占可支配收入的约1.5%至3.3%，其中现场娱乐花费 占总娱乐收入的24.9%，不同家庭特征的娱乐消费结构也有所不同：更高收入和社会地位、有多于一个孩子的家庭倾向于在现场娱乐方面消费更多。

  近几年来，随着文化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宁军明（2007）研究了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地区差 异，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农村居民农化消费水平在普遍增长。同时，地区间的差异开始变得明显。前期文化消费状况对文化消费影响比当期收入的影响更大，高 收入地区农民的边际文化消费倾向高于其他地区，低收入地区的文化消费更多地受到前期文化消费的影响。鲁婧颉（2010）认为文化消费的变化反映了居民消费 结构的变化，采用全国31个省的截面数据对城乡居民的文教娱乐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弹性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我国居民文教娱乐边际消费倾向整体呈上升趋势，城 乡居民的文化消费收入弹性已经由小于1过渡到大于1，对文化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大于收入增长速度。阮荣平、郑风田（2011）以河南嵩县为例研究了中国农村 公共文化设施供给情况，发现目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存在较为明显的供需结构失衡和供给无效等情况，农村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经济结构以及健康结构都影 响其文化需求。葛继红（2012）利用江苏364份农民文化消费观的微观调查数据，调查揭示出农民的收入水平成为影响农民文化消费的重要因素，家庭人均收 入和农民对家庭收入自我评价对农民文化消费有显著正影响，农业收入比重对农民文化消费有显著负影响；收入变量较高收入农民文化消费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低收 入组，说明农民的文化消费具有一定的收入门槛。

  关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以前学者的研究认为收入水平、教育、年龄、户籍、区域、社会地位、历史消费水平、多元化文化的冲击、供需结构矛盾、子女是否独 生等对文化消费有显著的影响。但他们的研究过程中间没有考虑收入水平对文化消费的非线性影响，同时也没有控制价格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扩展的AIDS模型 和扩展的Rotterdam模型中，加入实际收入水平的平方项，以考察实际收入对农村居民文教娱乐占比是否有非线性影响。

  文化消费有许多层次，文化消费在收入的不同阶段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并受自身价格、其它商品与服务价格的影响，也受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设施水平等多 种因素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总体已经超过了温饱型消费阶段，因此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换言之，在我国当前农村，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 也可能存在一个消费结构升级问题。较高层次的文教娱乐是一种享受型消费，人们一般是在满足自己物质方面的需求后，才去在文教娱乐上进行消费。所以在收入较 低时，更多的收入花在物质及必需品的消费上，当物质及必需品的消费基本满足后，文化消费才会上升。因此，本文提出假说：文化消费随收入呈U型曲线。除了重 点验证该假说之外，本文还将对影响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的其它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三、研究设计

  本文将用两种模型来研究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占比影响因素，分别是AIDS模型、扩展的AIDS模型，并基于两种模型实证结果来分析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借鉴 Almas（2012）年扩展的AIDS模型，考虑了其它商品的价格，以及各个地区的与消费有关的因素，来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与真实收入之间的 关系。采用我国27个地区2005年至2013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

 AIDS实证模型^[1]为：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1）

 扩展的AIDS实证模型为：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2）

 其中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表示K地区t期的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份额，表示省际个体效应，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表示K地区t时期的真实收入，调整方法同上，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表示K地区八大类^[2]中第j类的价格指数，为i.i.d形式的残差项。

  为深入了解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变化的问题，本文将基于我国除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个直辖市和香港、澳门、台湾外的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 地区2005-2013年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AIDS及扩展的AIDS模型进行经济计量分析。在扩展的AIDS模型中，加入了实际收入的平方项，以检验 实际收入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是否有非线性的影响，并同时控制了对文化消费占比有影响的其他因素。在AIDS模型中主要的解释变量是对数实际收入 (lnrincome)和对数实际收入的平方项(lnrincome2)，以及八大类消费品的价格指数（lncpi1-lncpi8）。

 其它变量为可能与消费有关的地区特征变量，分别为：

 （1）居民人口结构（population structure）：用x1表示。采用农村地区一个劳动力平均负责抚养与赡养的人口数量，即劳动力负担人口进行衡量。

  （2）居民教育水平（education）：用x2表示。农民的消费结构与其消费观念密切相关，受教育水平会通过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来影响消费结构。本文 中采用资讯行数据库中“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为数据源，将文盲及小学文化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作为教育水平的衡量指标，采用农村地区平均每百 人文盲及小学文化人数进行衡量。

  （3）地区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用x3表示。基础设施反映一个地区基础建设状况，便利的基础设施可以使农民购买消费品更加方便，促 进了农民的消费结构的变动。本文采用公路密度作为基础设施的衡量指标，公路密度在统计年鉴中未直接给出，笔者采用统计年鉴中给出的“各地区运输线路长度” 与各省的面积的商来进行量化，采用地区的公路密度指标进行衡量。具体计算公式为：地区公路里程/地区面积。

 （4）地区文化设施建设水平（cultural  infrastructure）：用x4表示。文化程度反映一个地区文化活动，文化程度对消费结构的形成也会产生影响——文化程度高的地区消费结构必然更 加合理。本文采用各地区农村文化站的数目表示，但是由于各地区人口数目差异很大，采用农村地区每万农民平均拥有的文化站数量进行衡量。

 在控制了这些可能影响文化消费的因素后，可以更准确地来估计实际收入和价格因素对文化消费占比的影响，同时也可以通过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哪些控制的因素对文化消费占比有影响，从而可以对农村地区文教娱乐的消费提出一定的政策建议。

 四、计量分析结果

（一）基于27个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

表1  基于27个省区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据是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1中回归1列显示的是AIDS模型回归结果，回归3列显示的是加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2列显示的是扩展的AIDS模型回归结果，回归4列显示的是 加了控制变量的扩展的AIDS模型回归结果。表1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实际收入与文化消费占比呈显著的U型关系，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根据不含 控制变量的模型回归结果（回归2显示），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水平6417元为实际收入对居民文化消费占比的影响发生转折的时点，即当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 入小于6417时，实际收入增长对文教娱乐占比有负向带动作用；当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大于6417时，实际收入增长对文教娱乐占比有正向拉动作用。根据 含有控制变量的模型回归结果（回归4），计算得出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的4188元为实际收入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影响发生转折的时点，即当农村居民人 均实际收入小于4188时，实际收入增长对文教娱乐占比有负向带动作用；当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大于4188时，实际收入增长对文教娱乐占比有正向拉动作 用。

  价格影响方面，文化消费的自身价格效应均不显著。而食品类商品价格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食品类商品价格升高，会带来农村居民文化消 费占比的下降，食品价格上涨会挤占文化消费，表明对农村居民而言，食品消费是较文教娱乐更首要的消费。家用设备类商品价格上升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有更 高程度的显著的负向影响，家用设备类商品价格上升同样对农村居民文教娱乐占比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对农村居民而言，家用设备消费也是脚文教娱乐更重要的消 费。

  现实中，我们农民人均纯收入早已逾越4188元，实际收入增长对文教娱乐占比的正向拉动作用已经开始，但文化消费占比依然下降，主要由于近些年来农村居民 文化娱乐消费价格变动较小，而食品价格和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价格的上升较快，产生了严重的挤出效应，超出了收入上升对文化消费的促进效应。

  此外，在不考虑其他变量时，居住类商品价格的上升对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占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居住价格上涨会带来文化消费占比的增加，表明农村居民的居住 消费与文化消费也有很强的替代关联性。一般而言，居住价格较高的地区一般具有较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地区经济越发达，文教娱乐设施越齐全，因此费用也越 高。

  在其他控制变量中，用农村地区的文盲率表示的农民居民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地区文盲率越高，会导致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越 低。这主要是由于居民受教育水平越低，越缺乏对文化消费的重视程度。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同样对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占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是基于与居 民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影响路径。地区基础设施越完善，越能为居民提供更多的便利性，从而间接减少了居民文教娱乐的花费。而以农村地区每万人平均拥有的乡镇文 化站个数表示的地区文化产业环境则对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占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发展农村地区的文化产业对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占比有重要意义。在 不考虑实际收入的变化性影响时，农村居民的劳动力负担比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未来文化消费的趋势走向并不确定，要看食品和家庭设备 及维修服务价格的上升产生的挤出效应和实际收入增长对文教娱乐占比的促进效应综合角力的影响结果，如果收入效应超过了挤出效应，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支出占 比将会提升。但通过文化下乡，有助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的提升。

  除上面的控制变量影响我国文化娱乐消费的占比外，地区差异也对文化娱乐消费的占比有重要的影响。自199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文化消费的差距一直呈 现出扩大的趋势。由于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多为农村，而东部多为平原和城市。所以，为了深入了解我国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占比的地理位置影响因素，笔者进一 步分别采用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占比进行了实证分析。由于采用控制变量x2会使x2的系数非常小，故我们采用lnx2代 替x2。采用lnx2不影响其他变量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

 为了比较农村居民食品消费占比与真实收入之间的关系，可能在区域之间的差异，我们将27个地区分成东、中和西部^[3]， 其中东部地区指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等9个地区，中部地区指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等9个地区，西部地区指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9个地区，用东、中和西部地区进行回归的结果如表2所示。

 （二）分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实证分析

表2  分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实证分析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据是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2，东、中、西部农村地区回归结果确有较大差别，并且确实存在样本减少导致实际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平方项相关而引起的实际收入影响不显著现象。不考虑 实际收入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的变化性影响，实际收入对东部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中、西部农村地区影响不显著。

  在价格影响方面，东部农村地区医疗保健类商品的价格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医疗保健类商品的价格升高，将会带来文化消费占比的降低， 也即东部农村地区医疗保健消费对文化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可见，在东部农村地区，医疗保健是较文教娱乐更重要的消费项目。

  而对于中部农村地区，食品类商品的价格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农村居民食品消费对文化消费有挤出效应，当食品价格上升时，作为刚性需 求品的食品消费不会减少，但会迫使文化消费减少，使得中部农村居民的生活层次下降。而衣着类商品价格对中部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衣着 价格上升会带来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的显著上升，表明衣着消费与文化消费有显著的替代关联性。居住类商品价格对中部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也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居住价格上升，使得中部农村居民转而增加文教娱乐类消费。

  对于西部地区，家用设备类商品价格对西部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没有显著的影响。且在西部农村地区，文化消费有显著正向自身价格效应，即文教娱乐类商品价格 的上升反而导致文化消费占比的增加，这表明，文教娱乐已日趋成为西部农村地区一项刚性的消费需求。居住类商品价格对西部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也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居住价格上升，使得西部农村居民转而增加文教娱乐类消费。

 考察各地区控制变量的影响，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东部地区本身经济较中、西部地区发达，文教娱乐环境及建设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会为居民文教娱乐提供更多的便利性，从而相对减少文教娱乐的花费。

 中部农村地区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对其文化消费占比有显著影响，农村地区的文盲率越高，对文教娱乐的意识不足，使得居民的文化消费占比越低。中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影响强度无东部地区大。

  根据西部农村地区的回归结果，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负担比对居民的文化消费占比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为劳动力负担比的增加即为居民生活负担的增加，此时居民 会增加基本的生活需求，如饮食、衣着等，诸如文教娱乐等升级商品的消费自然会下降。而地区文化站数量的增加则会带动居民文化消费占比的增加，因为文化站的 建立提高了地区的文化氛围，使得居民增加了对文化知识的渴求，而西部地区文教娱乐水平较低，因此增长弹性较大。另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占比的提高也对农 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占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养老问题是农村居民较为关注的问题，参保社会养老保险相对缓解了西部农村居民的担忧，因此才会增加升级产品的消 费。在分东、中、西的回归中，我们并没有能验证文章开头的假说，这可能是由于样本数量较少的缘故，我们期待今后样本数量更多时做进一步的验证。

 五、结论

 （1）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随其收入增长呈U型曲线变化。这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正处于一个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型的发展阶段。随着收入的增长，文化消费有望成为拉动农村居民消费的长期动力。

 （2）当前，家用设备消费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挤出效应，通过“家电下乡”政策降低家用设备价格，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比。

 （3）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因此，通过“文化下乡”政策，加大硬件基础设施及软件文化氛围的建设来改善和提升农村自然和人文环境，提高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水平，可以拉动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1.  Dardis R; Derrick F; Lehfeld A. Cross-section studies of recreation  expendi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1981,  13(3):181-194.

2.  Aitken Robert; Lesley King; Adrian Bauman. A comparison of Australian  families’ expenditure on active and screen-based recreation using the  ABS Household Expenditure Survey 2003/04.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8, 32(2):238-245.

3.  宁军明,张丽. 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地区差异[J]. 消费经济,2007,01:78-80+59.

4.  鲁婧颉. 转型时期居民文教娱乐消费的收入弹性分析[J]. 产业经济评论,2010,01:81-92.

5.  阮荣平，郑风田，中国当前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供给问题识别及原因分析——基于河南嵩县的实证调查[J]，当代经济科学，2011，33（1）：47-55.

6.  葛继红. 农民收入与文化消费牵扯:江苏364个样本[J]. 改革,2012,03:84-89.

7.  陈燕武，夏天，中国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区域性差异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6，（9）：59-63.

8.  范剑平,刘国艳,我国农村消费结构和需求热点变动趋势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 2001, (1):46-52.

9.  黄庆波,中国农村全面小康的消费结构标准-基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的分析[J].未来与发展, 2008,29(8):31-34.

 [10] 黄庆波,冯琳,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J].安徽农业科学. 2008,36(22):9774-9776.

 [11] 李锐,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数量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3,(5):12-17.

 [12] 卢方元,鲁敏,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PanelData模型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 2009.28(1):122-127.

 [13] 王志刚，许前军.探索农村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规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1):50-64.

 [14] 黄萍.以农村文化消费的培育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以四川省为例[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3,01:85-89.

 [15] 白玉.河南农村文化消费的“短板”与破解之策[J].农村.农业.农民(B版),2013,03:40-41.

 [16] 李忠飞,朱晓杰.基于JJ检验的河南农村文化消费时间序列模型分析[J].消费经济,2013,02:65-68+97.

 [17] 李钒,孙林霞.基于JJ检验的农村文化消费时间序列模型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3,07:135-137.

 [18] 窦维杨,管敏媛,魏丽云,李义波.关于苏北、苏中、苏南三地农村文化消费差异原因的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3,13:6104-6105.

 [19] 崔立锋.促进我国农村文化消费需求的路径选择[J].农业经济,2013,08:127-128.

 [20] 雷凤娟,张慧.农村文化消费研究述评[J].中外企业家,2013,21:235-236.

 [21]刘树燕.中国农村文化消费的主要特征及发展思路[J].华章,2013,02:300-301.

 （该文章作者向明教授系湖北企业文化研究中心核心成员，多年从事企业文化课题的研究，本文登载《农业技术经济》2015年第7期）

 报送：

 湖北省教育厅科技处    

 湖北经济学院科研处

 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成员，各研究所

[1]本文将非扩展的AIDS模型简称AIDS模型。

[2]八大类指《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年鉴》中的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和居住。

[3]该种分类来源于国家统计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gb/jbdwpcgb/qgjbdwpcgb/t20030117_61467.htm。